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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赵南起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纪念日。我曾于1950年10月19日跟随彭德怀司令员跨过鸭绿江,直到1958年10月25日才随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撤军回国,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抗美援朝战争是我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我不仅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而且开始真正领悟现代战争的真谛。战后几十年,我曾反复思索过这场战争,特别是在担任总后勤部、军事科学院和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期间,更是认真研究了这场战争。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对于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6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老兵,我愿和战友们一起回顾辉煌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就如何正确把握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和战争指导,如何正确运用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对于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那场战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读。对于中国来说,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而1950年10月19日至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参与的战争,则是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这种区别,清晰地界定出中国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区分,也界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基本目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我国政府当时称这场战争为“内战”。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朝鲜南北双方围绕国家统一问题而形成的尖锐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以三八线为界被人为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先后在朝鲜南方建立的大韩民国与在北方建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宣布自己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实现统一,是朝鲜民族内部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朝鲜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在分裂的状况下如何实现统一是朝鲜的内政,因此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只能是内战。

但是,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政府却从其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特别是“冷战”的需要出发,把朝鲜内战视为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视为所谓的“共产主义侵略”,因而朝鲜内战爆发后,立即做出了武装干涉的决定,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非法决议,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

我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才使得这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朝鲜南北双方的内战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演变为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

中国是朝鲜的邻邦。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朝鲜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中朝两国人民曾经密切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历史的渊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后,坚定地采取了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实际上,对于成立只有9个多月的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在当时并不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的爆发。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国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是尽快恢复战争创伤,集中全力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渴望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集中所有力量,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国家的重建。

但是,美国政府却不允许中国这样做。1950年6月26日,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决定派兵入侵朝鲜的同时,作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就是命令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派遣其空军部队进驻台湾基地,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密谋军事行动。他说:如果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台湾作战,那么他将火速前去指挥美军和蒋军进行反击。他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在祈祷红色中国能够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与此同时,美国决定大力加强在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大力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我们只要在地图上标出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度支那的位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杜鲁门政府的战略意图。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包围,其最终目标是指向中国的。

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对新中国采取军事进攻的姿态,公然对中国发出了战争威胁。朝鲜战争出现了扩大化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面对美国赤裸裸的战争威胁,怎么办?是忍让退缩,还是奋起应战。对侵略者让步,寄希望侵略者自我约束,只能使它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战争最终也是不可避免,我们只能被动挨打。而奋起应战,以战求和,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与之对话,则可能赢得主动,赢得和平。中国不愿战争,但是当别人要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时,中国人民从来都是无所畏惧,慨然迎战。这是我国的一贯立场。因此,在1950年7月7日,也就是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所谓的组建“联合国军”决议的同一天,中央军委未雨绸缪,召开国防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从中国的内地抽调部队在毗邻朝鲜的东北地区集结、整训。同时,调整国防部署,将战略重点由东南沿海地区转向东北地区,集中力量应付朝鲜战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战争危险。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战略决策始终坚持一个底线,就是在朝鲜的美国军队绝对不能越过三八线。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美国越过了这条线,就表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已经完全没有希望,美国的战争目的就不再是所谓的“恢复朝鲜的和平”,而是要占领全朝鲜。这就意味着朝鲜战争的扩大化,没有人能够预测出美国的侵略战争会进行到什么时候,扩大到什么程度;二是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占领了全朝鲜,就是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边境。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被美国占领了,中国也不会安宁,根本无法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因而,如果在朝鲜的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那么中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就要考虑出兵参战,支援朝鲜。

我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一底线明确告诉了美国人。周恩来总理首先在9月30日公开表示,中国对美国侵略朝鲜绝不会置之不理。随后在10月3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明确警告: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那么“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认为,我国政府所发出的警告非常明确、非常直接。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能够非常清晰地理解这种警告所包涵的内容。而且,任何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在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前途的问题上,中国人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却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完全漠视我国政府的严重警告,认定那是“虚声恫吓”,毫无意义。从1950年10月1日开始,美国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展开全面进攻,并很快占领平壤,然后兵分多路,向着中朝边境快速推进。同时,从1950年8月27日开始,美国飞机不断轰炸中国东北地区的边境城市和重要目标,公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领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不得不进行出兵参战的最后决策。1950年10月1日,朝鲜金日成首相代表党和政府正式请求中国派出部队进入朝鲜,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全面分析了国际局势、国内情况和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等因素,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由东北边防军部队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参战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入朝鲜战场。

通过对朝鲜战争的前期历史,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战争决策过程的简要回顾,我认为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会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作出正确的界定。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中国人民是被迫迎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既是中国进行这场战争的根本理由,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

历史已经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作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无比正确。在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志愿军共歼敌71.8万余人,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战绩,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共歼敌109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伤亡36万余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东方和世界和平,打出了国威、军威,彻底粉碎了美国扩大侵略进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阴谋,极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全面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民族团结空前巩固。从此,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真正成为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重要政治和军事大国。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很多、很大,但我始终认为,这一条最深刻、最伟大。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他还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这就是说,每个战争的爆发和过程,都不是偶然和孤立的,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这个历史条件,就是这场战争的特点。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面对着与国内战争完全不同的对手,又是首次出国作战,从战争性质、战争背景到战场情况、战争过程都具有许多全新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着这场战争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也决定着战争的进程。不了解这些特点,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为抗美援朝战争所确定的一系列战争方略和作战指导原则,就不可能正确把握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内涵。一句话,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抗美援朝战争的规律和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的历史经验。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它对双方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多国参战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朝鲜战争之不同于此前的其他战争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它受到国际政治形势和变化的严重影响与制约。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现代局部战争的模式由此产生。战争双方,一方是由以美国为首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苏联也曾派出了志愿空军部队参战。多国参战,但战争范围和规模被限定在特定的范畴之内。国际政治因素自始至终对战争双方决策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战场上的进退得失直接关系到国际舆论的导向和国际政治的走向,每一个战役的结局乃至于每一个小山头的得失都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涵义。这种局部战争的模式是战争双方的战争决策乃至于作战指导的前提。

第二,朝鲜地理条件特殊,战场地幅狭窄,但战争规模庞大。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地幅狭长,东西直线距离最长360公里,最短处只有170公里,海岸线漫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韩国军队最高参战兵力为120余万人。志愿军最高参战兵力为135万余人,人民军最高参战兵力为45万余人。双方战场最高参战兵力达300余万人。如此众多的兵力,集中于一个幅员狭小且地理条件特殊的半岛上,使得这场战争不仅兵力密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场战争,战争异常残酷,双方对抗激烈,而且对志愿军的战略指导、作战指挥以及战争支援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朝鲜战场的地理特征,不利于志愿军实施大兵团广泛的机动作战,开辟众多战场,调动敌人,各个击破。同时,美军随时可能实施如同仁川登陆式的两栖进攻,志愿军必须时刻警惕和准备敌人在战线侧后的进攻。但从另一方面讲,朝鲜境内多山,在志愿军早期作战的北部地区,高山峻岭,丛林、河流密布;中后期作战的朝鲜中部地区,多为丘陵地带。这就使得美军的技术装备,难以充分发挥其技术效能,而志愿军则便于利用山地地形有效地实施防空,有效地掩蔽机动,有效地隐蔽作战企图,达成进攻作战的突然性,并利用山地有效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

第三,战争双方军事技术装备优劣异常悬殊,我军首次出国作战面临众多困难。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当时现代军事技术的一切成果,占有绝对的制空权、制海权。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所实施的是现代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拥有绝对的装备和技术优势。而志愿军虽然拥有绝对兵力优势,但在战争前期既无空军,也无海军,战争后期虽有空军参战,但只能掩护后方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地面作战。陆军的装备也很落后,在战争前期实施的是步兵在少量炮兵掩护下的作战,后期方开始实施步炮协同作战。装备和技术上的悬殊差距,极大地制约了志愿军的作战行动。同时,志愿军的所有作战物资和生活物资完全靠国内供应。志愿军的后方运输能力有限,而且美军空中力量严密封锁破坏后方交通线,因而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非常困难,乃至于直接影响了作战进程。

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战争双方指导战争的客观基础。它规定了战争的复杂性、艰苦性和长期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正确地把握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不拘泥于一般的战争原则和作战条例、教范,根据朝鲜战场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具体地分析和研究战争中的具体情况,从中找出基本规律,确定正确的战略战役方针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应用于志愿军作战行动,力求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使战争指导符合战争实际,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对抗美援朝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争指导。

在战争指导上,中央判断:志愿军出动后,战争可能出现三种发展趋势,一是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歼灭和驱逐美国军队,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二是战争形成僵局。志愿军在朝鲜境内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同时美国对中国宣战,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这是最不利的结果;三是志愿军能够以灵活的战法,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实施有效的作战,从而迫使美国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中央认为:在三种情况中,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而后两种情况中,又以第三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些。因此,毛泽东主席指示志愿军: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在战略指导上,志愿军入朝之初,面对强敌进攻,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果断改变预定防御计划,采取运动歼敌的方针,指导志愿军径直实施带有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从而扭转战局,奠定战争胜利的基础;在战争形成相持局面,美国被迫表示愿意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适时确定“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志愿军顺利完成战略转变,圆满完成坚守三八线南北地区防线、促成朝鲜停战的战略任务。

在战役指导上,毛泽东主席在志愿军入朝前曾指示:面对美国侵略军这个强敌,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具体说,就是将战争中所实施的每一个战役,都视为关系到战争全局的战略性战役。着眼战争全局,正确估量战场形势,紧紧把握敌我行动规律,照顾好各个战役的联系,使得各个战役有机衔接。同时,把握战役的重要关节点,提出切合实际的战役指导方针,适时决定战役进止。

在战术指导上,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限制敌军技术装备效能的发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行有力的作战,是志愿军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志愿军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战法。比如:以我军擅长的近战、夜战为主要作战手段,并将夜战发展为战役规模;在运动战中,强调战役的穿插迂回、断敌退路和利用夜暗对敌完成分割包围和适时决定战役进止,达到战役目的后不做深远追击,保持主动;在阵地战中,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将阵地战由辅助作战形式提高到主要作战形式,从制止敌军进攻、消耗敌人发展到攻防并重和以歼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的。此外,还有“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轮番作战,发挥兵力优势,保持一线部队战斗力;把后勤工作作为全部军事指挥的重要环节予以大力加强,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等等。这些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战法,大大削弱了敌军的技术优势,保证了志愿军作战效能的发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承认:志愿军掌握了“最新地面作战的技巧”,美军经常不得不在志愿军“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陷入敌人式的战争”。

总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的战争指导是无比正确、卓有成效的,为志愿军确定的战略战术是极富创造性、灵活性的。正因为他们从战争实际出发,着眼于战争的基本特点,正确估量形势和把握敌我行动规律,指导志愿军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法,有效地把握战争和战役进程,同时将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战场作战同停战谈判紧密配合,因而牢牢把握住了战争的主动权,能够在技术装备和经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最终夺取了战争的胜利。它也充分证明,在现代战争中,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样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指导和战略战术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有其局限性。这种说法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次战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经验都有局限性,但如果以此来贬低抗美援朝战争所创造的战争指导和战略战术则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新的时代,面临信息化战争的考验,但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并没有改变,志愿军以劣胜优的历史经验所揭示和阐发的战争真谛永远不会过时。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历史,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对于适应新军事变革给战争样式和军事科学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实现富国和强军统一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能战方能言和。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抗美援朝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是中国人民为维护和平,反抗侵略,支援朝鲜,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这是对抗美援朝战争正义性、必要性最简洁的阐述,也是对抗美援朝战争性质最准确的阐述。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宝贵的和平环境。60年过去了,尽管国际局势起伏不定,冷战及后冷战时代风云变幻,我国周边地区也几度硝烟骤起,但和平的阳光始终照耀着祖国的大地,没有任何一个侵略者敢于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我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当年志愿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几十年的和平,也不可能有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更不可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证明:和平必须靠斗争去争取,能战方能言和。和平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能靠任何人的恩赐。面对侵略者的威胁和挑战,退缩、忍让只能助长其嚣张气焰,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必须直面挑战,坚决回击。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只有用胜利来昭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才能挫败其侵略企图,赢得真正的和平。必须坚定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倡导谈判、对话与和解,反对使用武力,但决不会在侵略和威胁面前低头;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种争端,但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决不允许任何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阴谋得逞,决不允许任何蚕食和侵占我国领土、领海和核心利益的行为发生。

第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必须而且能够协调发展,富国和强军能够实现统一。为了使经济建设拥有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我们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综合国力,保持国家政治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也是建设巩固的国防、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基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侵略者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对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但是,美国侵略者却置若罔闻,将中国的警告视为虚声恫吓,甚至宣称中国“并不是不可侮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他们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经济落后,国力很弱。试想,如果当时我们的综合国力很强,侵略者还敢那样放肆吗?强大的国防,需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基础,只有经济搞上去了,国防建设方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如果这个关系颠倒了,那么不仅经济建设会受到影响,国防建设也将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这是我们在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首先要把握的原则。但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绝不意味着降低国防建设的地位。恰恰相反,没有强大的国防,经济建设就无法拥有必需的和平环境。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两者不可偏废。关键是如何科学认识两者的关系,科学协调两者的发展。抗美援朝战争时,国家财政严重困难,如何在保证战争顺利进行的同时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是中共中央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预算膨胀,收支失衡,物价大幅度波动,不仅无法保证国内社会秩序稳定、经济恢复工作按时完成,而且无法保证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为此,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运动,并加速进行土地改革等工作,促进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同时广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喷薄而发,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到1952年底,国内经济建设凯歌高奏,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需要,而且全面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工农业生产均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彻底消除了财政赤字。这是新中国所创造的一个奇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成功实施,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保障国防建设的进行,以国防建设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证明,只要确定正确的方针并采取正确的措施,科学地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保持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国防建设不仅不会影响或阻碍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促进和推动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证明:国防建设必须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依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正确界定国防建设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努力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这说明中央所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不是战争迫在眉睫,这一方针就不能改变。但我们必须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有科学的认识,对国防建设予以高度重视。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我们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国防是全民的国防,居安思危,未战强兵,才能避免国难,方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同志强调:必须“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考虑和设计国防与军队发展战略,合理确定国防与军队建设布局,通过科学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把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之中,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人和武器的关系,主动适应军事技术的发展,适应战争样式的变化,确保我军能够在未来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无论军事技术如何发展,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的主导因素。拥有具备崇高政治觉悟与献身精神和高素质的官兵,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对人的因素不能无限夸大,更不能视为惟一的制胜因素。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至关重要。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军队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志愿军无论火力还是机动力都与敌军相差悬殊,虽然拥有兵力优势,但作战效能很难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在战争前期,由于火力弱、机动力差,志愿军在许多战役和战斗中能够分割和包围敌人,却无法成建制地歼灭其重兵集团;能够打开战役缺口,动摇敌人的战役布势,却无法迅速扩大战果,实施大歼灭战;能够在防御作战中顶住敌人的进攻,但常常在敌人猛烈火力突击下付出沉重的代价,难以坚守阵地。特别是由于没有制空权和缺少防空武器,志愿军白天无法自由行动,大多在夜间行军作战,极大增加了作战难度,直接影响了战役的进程和结局。可以说,如果当年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的差距不是那样悬殊,那么由于志愿军政治素质远远超过美军,且拥有兵力优势,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定会更加辉煌。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证明,政治优势和兵力雄厚,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装备方面的不足,但它不能取代技术装备的作用。在现代条件下进行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一定要有具备现代技术装备、掌握现代作战艺术和科学编制的现代军队,一定要采取适应现代战争特点和要求的现代战法,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强大的政治优势,加上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以及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编制体制、作战样式,将使我军的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的胜利更加有保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和中央军委确定实施“科技强军”战略,确定以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成功实施了一系列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使得我军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必须认识到,在目前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军在技术装备上与强敌相比依旧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也与未来战争的要求有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果不能锐意改革,奋起直追,将直接影响我军在未来战争中作战效能的发挥,也将直接影响未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为确保我军能够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必须科学认识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更新陈旧观念,改变思维定式,冲破固有模式,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水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真正走精兵之路,真正搞联合作战,真正搞“大联勤”,真正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步伐。只有这样,方能真正无愧于人民的期望,真正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使命。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拥有一支高质量的指挥员队伍,是打赢现代化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把能力培养作为军官培养的核心,着力培养实战型的指挥员队伍。军队战斗力从来都是由人和装备两个要素构成的。而在人的要素中,军官特别是指挥员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支表现平庸的部队常常首先表现为指挥员治军无方,指挥不力。而一支战果辉煌的部队则总是拥有一名能征善战的指挥员。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集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优秀的作战部队,而指挥这些部队的则是一大批拥有丰富战争经验、极具实战才能的指挥员。他们都经过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火洗礼,中高级指挥员更是基本上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尽管他们是首次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样的高度现代化战争,尽管他们中许多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对战争事物具有透彻的理解能力,对战争规律具有娴熟的把握能力,对战争情况具有灵活的处置能力,就使得他们能够很快融入新的战争,破解战争难题,找到制胜之道。今天,每当我重读当年的战争档案文献,无论是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的讲话、文章,还是各兵团、军、师等各级指挥员的总结、报告,总是会被他们那种充满睿智的战争思维和务实的指挥艺术所深深吸引。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我们的装备技术与美军相比相差悬殊,官兵文化素质与美军相比差距明显,但我们官兵的素质特别是各级指挥员们的指挥能力和水平与美军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更胜一筹。这是我们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证明,能否拥有一支高质量的指挥员队伍,是能否打赢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能力标准始终作为衡量指挥员水平的核心标准,把能力培养作为培养指挥员的核心内容。这种能力既包括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吸纳现代战争理论,理解现代战争内容的能力,更注重处理复杂战争事务、统领本级部队行动,应对战场情况变化的能力,特别是临机处置、机断行动的能力。这正是一名成熟而卓越的指挥员与生涩而教条的指挥员的根本区别。而这些能力的形成,只能在实践中磨炼和积累,在战争中体验和领悟。今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军队干部培养制度的改革创新,我军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众多高学历的干部被充实到了各级指挥岗位。但我们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年代,绝大多数指挥员尤其是青年干部并没有经受战争的洗礼,战争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书本中的文字和电视里的画面。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既需要理论型的干部,更需要实战型的指挥员。因此,各级指挥员不但要拥有全新的知识结构,更需要具备全面的能力素质,特别要注重认识战争、掌控战争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拥有一批能够掌控联合作战的指挥人才,能够驾驭信息战争的高、精、尖科技人才,确保打赢未来战争。

第五,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现代化的后勤,就无法打赢现代化的战争。必须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加快后勤改革,建设满足信息化战争需要的后勤保障体系。彭德怀司令员曾经指出:“朝鲜战争的经验证明,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可能进行的;后方有充分的物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和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这是对抗美援朝战争后方勤务工作地位作用的最好概括。战争期间,我曾在志愿军入朝初期,在志愿军总部协助洪学智副司令员分管后勤工作,后来又参与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并负责计划组织物资运输和调度指挥汽车运输工作,亲身经历了反“绞杀战”等重大斗争,对此感受很深。志愿军入朝时,由于敌机封锁和缺乏经验,后方勤务面临巨大的困难,物资供应一度只能达到需求量的25%,弹药只能做重点供应。抗美援朝战争完成了我军后勤一次历史性的根本转变,标志着“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时代完全结束,物资供应变为主要依靠国家供应,后方交通线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交锋的第二战场,后勤的职能也由国内战争期间一般性的组织供应转变为“指挥战斗、组织供应”,建立了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建成了兵站运输网,从而真正步入了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的指导下,志愿军总体动员,与朝鲜军民共同努力,最终战胜了敌人的空中封锁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将各种作战和生活物资源源运往前线,有效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证明,建立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体系,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判定战争需求,能否主动地适应战争变化,能否创造性地改变保障思维,能否能动地创建新的保障模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所要面对的将是全新的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求,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思维和方式来思索与建立我们新的后勤保障体系,特别是要着力提升我们的一体化后勤保障能力、战略投送能力等未来战争所需要的保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未雨绸缪,把握主动,保障未来战争行动的顺利进行。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座丰碑。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维护和平的民族精神,也镌刻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世界和平而建立的丰功伟绩。时光荏苒,更显现出这场战争的地位和意义。回顾这场战争,我们这些老兵依旧充满激情。当然,回顾和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历史,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绝不是要把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看作一成不变的制胜之道。研究历史必须与研究现实、探索未来有机结合,才能真正使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作用于我们今天的国防与军队建设,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业绩,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军队更加强大。这就是我这位志愿军老兵的心愿。


闭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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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抗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工程顺利实施,经市政府批准,抗美援朝纪念馆于2014年12月29日闭馆,停止对外开放。重新开馆时间另行通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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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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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纪念馆是全国、全军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国家级重大战争纪念馆。根据抗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充实丰富馆藏文物和史料,更加全面生动详实地反映抗美援朝历史,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现诚向国内外广泛征集抗美援朝各类文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