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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马挥戈驱虎豹,以打促谈为和平

 

跃马挥戈驱虎豹,以打促谈为和平

——杨得志将军抗美援朝征战纪略

何焕昌

 

杨得志(1911-1994)湖南醴陵(今株洲)人。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军一师一团长、副师长、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奉命轮番作战,夺取首战胜利

 

1951年2月,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正在紧张激烈进行时,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局形势变化,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为此,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作为第2番入朝参战部队,于2月16日开赴朝鲜战场。

4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第五次战役的方针是“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相结合”,“战术分割是小块小块的分割,大的包围迂回同小的迂回包围密切结合”。会议结束之后,杨得志和李志民驱车返回驻地笃庄洞,于9日召开兵团师以上将领会议,传达志愿军第五次党委会议精神。

就在杨得志命令部队加紧作战准备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撤销“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由李奇微接替他的职务。而李奇微在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第二天,就气势汹汹地派遣70架飞机,入侵中国东北领空,轰炸安(丹)东市区,杀害中国和平居民。这对正在准备迎接出国第一仗的第19兵团官兵犹如烈火添柴,使部队战前准备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热潮。

善于集思广益的杨得志,召集兵团司、政、后机关的负责人,认真研究讨论之后,以兵团将领的名义发出《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斗动员令》,要求全体官兵“人人奋勇当先,个个机智灵活,要攻就如赛猛虎,要守就稳如泰山,绝不轻易失去一个阵地。”动员令还强调,必须打好出国第一仗,做到旗开得胜。4月22日,杨得志率领部队投入了入朝以来的第一个大仗——第五次战役。

作为全军的右翼突击集团,第19兵团的主要作战目标是首先歼灭英第29旅、南朝鲜军第1师,然后协同中央、左翼突击集团围歼美军第24、25师。22日黄昏,各部队进抵临津江北岸30余公里一线预定集结点。杨得志就在这里指挥打响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突破临津江的第一炮。

战斗打响后,两岸的炮火织成密集的火网,成群的敌机涌入江面上空,一排排的炮弹雨点般地向江面倾泻。对岸的敌人,以数百挺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封锁桥梁、渡口、徒涉点。我军主力部队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奋不顾身地冲向对岸。杨得志密切注视着战斗的发展动态,当得知部队第一梯队已突破封锁胜利过江时,立即电令嘉奖,同时要求部队:发展胜利,扫除警戒,抢占制高点,向纵深发展。23日拂晓,第19兵团右翼突击集团全部突破临津江,继续向敌纵深开进,相继夺取敌4个高地,穿越30余里崎岖山路,粉碎敌人10余次阻击,拿下绀岳山,控制临津江南岸第一制高点,切断英军第29旅与美军第3师的联系。随后,主力继续南进,突破南朝鲜军第1师及英军第29旅主要防御地带,占领汶山至七峰山一线地区,先后歼灭南朝鲜军第1师一部及英第29旅大部共计4000余人。其间,战士刘光子一人俘虏有“英皇家陆军”之称的英国兵63人。

当担负穿插分割的第64军继续前进时,却遭遇美第1军坦克群的陆地封锁和航空兵空中大面积的疯狂阻力,部队行动困难,进展缓慢,不得脱身,有影响整个战役进程的危险。杨得志接到报告后,命令派第二梯队前往增援,要求穿插部队一方面钳制敌人,一方面迅速突破向纵深穿插,完成预定分割迂回任务。

与此同时,协同第64军担负穿插任务的另两支部队,勇猛向敌后突进,打退敌人7次阻击,前进120余里,占领了通向汉城的交通要道议政府(地名)附近的制高点道峰山,切断敌兵退路,像插入敌人心脏的钢刀,坚持战斗三天四夜,打乱了敌人的纵深防御。在部队占领道峰山的同时,第63军189师在土桥场包围敌人2000余人,经激战,敌在80余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南逃窜。而第65军两个师占领长坡里后,由于第64军攻击东文里受挫,虽然与敌激战3天,突破了敌人阵地,向敌纵深推进,但毕竟失去了继续向纵深攻击的时机,未能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

在志愿军第19兵团第一梯队的连续突击下,敌人向汉城及北汰江逃窜。主攻部队继续勇猛追击,杨得志率兵团指挥所紧随第一梯队向东南开进。不久,志愿军司令部命令部队停止开进、补充弹药,调整部署。4月29日,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第19兵团左翼突击集团和中央突击集团以及人民军两个兵团,均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共歼敌23000余人。

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打响。经过连续5个昼夜的突击,负责东线歼敌的第9兵团、第3兵团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南朝鲜军几部迅速歼灭;负责西线钳制美军主力的第19兵团,牢牢地钳制住美军主力,并出其不意地渡过了北汉江。经志愿军东西两线的突击,迫使东线之敌主力后撤布防,西线之敌不得不全力东援。由于志愿军连续作战,供给运输线拉长,部队所带弹粮将尽,后方供应接济不上,继续进攻已有困难,故主动停止进攻。5月21日结束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又歼敌23000余人。

第五次战役以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胜利而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连续作战50余天,取得歼敌82000余人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侧后登陆、将战线推向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杨得志司令员率领刚刚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第19兵团,在战斗中立下了战功,得到了锻炼,取得了对具有现代化优势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

 

 

筑起“地下长城”,粉碎“夏秋攻势”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经过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考验、身经百战的杨得志将军,深知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在敌人大举向东线进攻时,杨得志就预料到敌人将以更大的规模向第19兵团防守的西线进攻。因而,他及时调整部队,加强西线的防御。果不其然,敌人1951年9月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志愿军阵地前沿官兵在炮火的支援下,连续打退了敌人14次冲击,杀伤敌800余人。但敌以强大炮火摧毁前沿阵地全部工事,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敌占据夜月山阵地。

接着,敌集中美骑兵第1师等部,向志愿军第47军、64军防卫的高旺山至天德山一线40公里正面实施猛烈攻击。志愿军第47军与敌激战20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毙伤敌20000余人,而第47军自身伤亡7000余人,美军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仅向前推进约4公里,占去阵地90平方公里。彭德怀赞扬:“47军打得好,打得英勇顽强,作战很积极。”

至10月18日,“联合国军”在西线的整个进攻被粉碎,志愿军共毙伤敌22000余人,敌人的进攻被迫停止,其所谓的“秋季攻势”被粉碎。“联合国军”的代表们不得不于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杨得志在组织指挥抗击敌之“秋季攻势”的同时,还十分关注第65军防御开城的情况。由于部队进入阵地后,遭到敌人连续不断的猛烈炮击,阵地虽然没有丢失,但部队伤亡近两个营的兵力。从这件事,杨得志感觉到65军正处于被动的局面,因而亲自前往65军军部与军部将领一起研究对策。其实,杨得志就如何解决部队被动防御的问题思考了很长时间,他与65军的将领谈到:“我还是主张在运动中防御,在防御中运动,以运动改变被动局面。其实,这是我们的老战法:你打我让你打不着,我打你就要把你打死。现在的问题是,先想办法不让敌人打着。再解决把敌人打死的问题。”

听了杨得志的话,军长肖应棠受到启发,他说:“最近发现战士们为了防炮,有的阵地背面挖了防炮洞,效果不错。很好!”杨得志说:“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指导,不断激发战士们的创造性,我们的战士是能够创造出奇迹来的。”为了了解防炮洞的情况,杨得志和李志民一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阵地的背面沿着土崖子挖了一个个防炮洞,有的洞只能蹲一个人,有的两个洞连在一起,形成“V”形小坑道,可以藏几个人。敌人打炮时,战士就撤下来躲进防炮洞里,敌炮停了,战士们又回到战壕里。杨得志听了介绍后,连忙称赞说:“很好!”他说:“可以挖深一些,挖通它,再凿几个瞭望孔,挖几个射击孔,那不省得上下跑、来回跑了吗?”在杨得志的启发下,陪同观察的连长高兴得双手一拍,说:“我们马上干!”

很快,第65军掀起了改工事、挖坑道的热潮。有的连队将几个“V”形坑道连在一起,可以容纳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肖应棠说:“很有希望把冀中的地道战搬到这里。”杨得志立即将65军挖坑道的情况向彭德怀作了汇报。彭德怀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创造。我就不信,他美国人能把地球给砸通!你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尽快写一个报告上来。”彭德怀看了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在全军推广。他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样,在整个抗美援朝战场上,掀起了一个构筑坑道工事的高潮。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前三年,志愿军共挖坑道长达1250公里,等于从中国东海岸连云港起,横越江苏、河南、跨过黄河,直达西安的一条石质大遂道;所挖的各种堑壕、交通壕共长达6240公里,相当于中国万里长城的长度;所修的地堡有10万多个,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以上。如果将这些土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它可以围绕地球赤道转一周半。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

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之后,部队不但可以开展巡逻、侦察、伏击、反伏击和袭击等战斗活动,而且可以争夺敌我战线中间地和攻取突出的前沿阵地及连、排支撑点,使用兵力也逐步加大。在坑道战中,杨得志组织倡导了三种主要打法。一叫“抓一把”,即选择有利地形,对那些无关紧要而又不易控制的目标,采取速战速决手段,进行袭击,目的是杀伤敌人。二叫“挤阵地”,将中间地带、或威胁较大的敌突出前沿阵地以及连、排支撑点之敌挤走,占为己有,充分利用反复争夺的时机消灭敌人。三叫“锲钉子”,对敌人白天坚守晚上撤离的阵地,派小分队夜间潜入埋上地雷,等次日敌人进入阵地时予以杀伤。与此同时,部队在全线范围内普遍开展打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5月至8月,第19兵团的狙击活动就歼敌13600余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有效地遏制了敌人在其阵地前沿的活动。

 

 

 

组织指挥全线反击战及夏季反击战

 

根据朝鲜战场形势变化和军事指挥上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52年7月11日,任命杨得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主要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第19兵团改由韩先楚任司令员。杨得志上任后,立即听取了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的汇报。随后,就志愿军的作战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对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

杨得志上任不久,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邀请,率领志愿军代表团前往平壤,参加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两周年大会。志愿军代表团抵达平壤当天,金日成就前来看望。杨得志是第一次见到金日成。金日成开口就说:“杨将军,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早年就熟悉了!”杨得志有些愕然。金日成接着说:“长征路上的红一团,解放战场上的杨罗耿兵团……”由此可见,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杨得志将军早已在金日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1952年5月至8月4个月时间,停战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

然而,6月之后,随着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开始和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又活跃起来。“联合国军”头目接连召开会议,调遣、部署兵力。美国空军除对朝鲜北方主要城镇和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轰炸外,也加剧了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阵地、部队集结地的轰炸。据此,邓华和杨得志判断,“联合国军”似在酝酿大的动作。其意图是准备进行登陆作战,或是准备局部攻势。因而于8月24日10时,志司向各军各兵团和东西海岸指挥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严密注视各军正面敌情发展与变化,迅速切实布置侦察,以战斗手段捕获俘虏,尤其65军、15军立即组织侦察战斗,查明美陆1师、美7师部队调动情况,西海指(西海岸指挥部)切实加强西海岸防务监督工作”,并要求各部队及时报告各地敌情。

根据各方情报,杨得志等判断,“联合国军”为了配合板门店谈判,在其空中压力迫使朝中方面就范之阴谋失败后,估计有集中两个师左右兵力在海空军配合下,选择延安半岛实行登陆之可能。其企图有两个,一是迂回志愿军西部战线之侧背,二是占领延安、白川地区造成包围威胁开城之势。为了配合其登陆作战,有可能向志愿军正面实行牵制性的进攻,并可能以平康方向为牵制重点。据此判断,杨得志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于8月28日22时作出《关于防敌在延安半岛登陆的部署》,电示志愿军第19兵团、西海岸指挥部并第63、第64、第65军和各兵团,要求“绝不能让敌轻易登陆,必须坚决予登陆之敌以有力打击,求得大量杀伤敌人于海中及沿海地带,以滞阻敌人的进攻,迫其拉长战线,便于我主力展开歼敌”。

此时,敌情发生变化,敌运输往返、部队调整活动频繁。杨得志认为:敌可能慑于我军的准备,放弃了向我侧翼进攻登陆的计划,要向我正面局部发起进攻。必须“先下手为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将敌局部进攻计划消灭在萌芽中。为此,杨得志召集志愿军司令部将领研究,作出进行战术反击的决定,并于9月10日电报中央军委。9月12日,中央军委电复同意进行换防前的战术反击作战行动。

9月14日23时20分,中朝联军司令部向全军发出战术反击的命令。命令强调:要做到攻必克,攻必歼,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要让新上任接替李奇微“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认识认识”中国人民志愿军。

当杨得志获悉第39军已提前完成作战准备工作后,遂决定反击作战时间提前于9月18日开始。

从9月18日至10月5日,志愿军按照统一的部署和方针,以第39、第12、第68军为主,对“联合国军”展开战术反击。第65、第40、第38军和人民军第3、第1军团,也选择目标进行反击。志愿军参与反击各部队在正面180多公里的阵地上,各军选择的20个目标先后打响,形成遍地开花的全线性战术反击。

经过10余天的战术反击作战,志愿军各部队按预定计划,给“联合国军”狠狠的打击,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原本第二阶段战术反击已经结束,但由于10月14日“联合国军”向上甘岭地区发起“金化攻势”,争夺日趋激烈。为了配合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作战,负责战术反击的主要指挥者杨得志决定,全线反击战术延续至10月底,以配合第15军粉碎敌人的攻势,同时决定第15军45师原定反击注字洞南山的计划立即改变,迅速进至五圣山集结,集中力量反击敌军的进犯,确保五圣山阵地。

随后,杨得志签发了给中央军委关于全线战术反击的报告。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给志愿军司令部的复电。复电说: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9月18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30000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和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予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杀伤”。“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战争。”中央军委同时希望志愿军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水平,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不仅对志愿军战术反击以来取得的胜利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今后的战略战术提出更高、更明确的要求。杨得志立即将中央复电转达正在执行战术反击作战任务的部队和上甘岭防御作战的指战员。中央的复电对五圣山上甘岭防御作战中的全体指战员鼓舞极大。

为了取得上甘岭防御战的最后胜利,战役进展到第三阶段的前夕,杨得志再次就“加强15军作战地区之决心和部署”问题,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11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肯定了杨得志关于作战决心和部署,并指出:“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杨得志立即电告第3兵团,同时要求他们:“鼓励15军与12军参战部队及配合作战之特种兵部队,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恢复和巩固全部阵地予敌以更大杀伤而奋斗。”

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我双方共投入10万余人的兵力,进行了持久的反复争夺,战斗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志愿军部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以血肉之躯演绎出来的“上甘岭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和人民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

上甘岭战役后,“联合国军”的代表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来。但是,这对身经百战的杨得志来说,也丝毫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敌人的警惕和军事打击。

为了粉碎美国进行最后军事冒险的企图,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作出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决策,号召志愿军“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杨得志收到毛泽东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不管谈,只管打,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杨得志在部署全军反登陆准备工作的同时,决定继续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工事。从1953年3月下旬开始,志愿军共进行战术反击和袭击作战48次,共计歼敌15000余人;4月份,进行战术反击和袭击作战46次,共歼敌14000多人。整个反登陆战备期间,志愿军正面部队仅以进攻手段歼灭敌一个排一个连的战斗达47次,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和东西海岸的战备工作。

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向杨得志提出正面各军向敌人发动一次反击战的建议。杨得志不胜欣喜,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对王建安的建议表示赞同,并建议发动反击战的时间应在5月下旬之后。中央军委于4月1日就复电杨得志和王建安,完全同意这一建议,指出:“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下,举行小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灭敌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9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

杨得志立即向在西海岸指挥部的邓华通报了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并与邓华商定:继续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工事,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于5月中下旬举行战役性反击作战。

1953年5月13日,夏季战役反击战全面打响。整个战役紧密配合停战谈判,分成三个阶段,历时75天。总共毙伤俘敌123000多人,扩展阵地面积220多平方公里,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敌人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这一战役成了朝鲜战争名副其实的“压台仗”。

夏季反击战役结束后,迫使“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利逊作出不再支持“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保持停战状态”的保证。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和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马克斯韦尔·泰勒发表声明,发布了停战令,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3年1个月的朝鲜战争和2年9个月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为了表彰杨得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得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作者:何焕昌,广东省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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